酒泉地区是我国西部土地开发利用最早的区域之一。先秦时，这里称西戎地、西羌地、匈奴右地及西部、西方、河西三危地等。秦汉以前，上古为羌戎所居，羌、戎为这里土著居民，羌族指月支，乌孙即“戎”的转音。三危地与三危山有很大区别，三危山是敦煌一带的一座山体，三危地则是以三危山而得名的一个广大地名，包括今新疆罗布泊以东、蔬勒河以西地域，不局限于以后所称的州、郡区划范围。由此看出三危地并不包括今酒泉市。实际上，最早乌孙原住张掖以西靠祁连山一带，月氏住张掖以东河西地区，到奴隶社会阶段，整个河西方被月氏独占。到汉文帝前元四年（前176年），匈奴迫月氏大部分退出河西，迁徙到伊梨河上游一带，征服了那里的塞种人，留居下来，史称“大月氏”，而留在敦煌、祁连间的，史称“小月氏”。自此，直到西汉中期汉武帝元狩二年（前121年）五十多年间，酒泉一带为匈奴族驻牧地，故又称匈奴右地。

元狩二年（前121年），汉武帝派霍去病进军河西，这年秋天打垮了浑邪王，把匈奴残部追逐到玉门关外，西汉王朝交中原几十万人迁来河西酒泉等地居耕，于是这里的文明昌盛开始了新的一页。距今2109年前的西汉中期，酒泉以“城下有泉”，“其水若酒”而得名。此时，汉朝设立酒泉郡，就是以泉名为郡名的。而《汉书.武帝纪》载，“元鼎六年”（前111年）可能是设置敦煌县的时间，而不是置郡的时间，因此，不能把置敦煌县的时间定为建郡的时间。不过酒泉县与酒泉郡却同时建于西汉武帝元狩二年（前121年），当时不叫酒泉县而称“禄福县”，为郡的驻地。直到西晋惠帝元康五年（公元295年），改禄福为“福禄”。唐高祖武德七年（公元624年）始置酒泉县，肃州的名称开始应用。

从西汉设置酒泉郡，到北魏太延元年（公元435年），均称酒泉郡，长官称太守，隋文帝开皇三年（公元583年）改酒泉镇长官称镇军，仁寿二年（公元602年）起，撤郡，仅存州、县两级，改酒泉镇为肃州，州的长官为剌史。唐代宗广德元年（公元763年），酒泉地方属吐蕃（中国古代藏族政权名称），并建“肃州千户府”，至唐宣宗大中五年（公元852年）的88年中，均被吐蕃所据。唐末至五代（公元907-960年）酒泉属回鹘（最早居牧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国）。宋（公元960-1279年）时，酒泉归西夏（羌族中的一支，称西夏国），西夏败亡后，酒泉归蒙古，公元1271年蒙古改国号为元（公元1271-1368年），设肃州路，长官称“达鲁花赤”。明代（公元1368-1644年），置肃州卫，长官称“指挥使”。清代（公元1644-1911年），改置为肃州直隶州，设知州。中华民国（1911-1949年），于1912年置安肃道，设道尹，公元1927年改尹为“行政长”。公元1936年改设为甘肃省第七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，长官为专员。1949年酒泉解放，置酒泉专区，设专员至今。 

据考古资料和文化遗存、文字记载，古代酒泉，林木茂密，草地广布，野生动物资源丰富。早在4000多年前就有人类定居，畜牧业已很发达，并有了原始的农业和纺织业生产。优越的地理环境，富饶的自然资源，为这块肥美的土地较早地被人们开发利用提供了必要而有利的条件。1963年在今敦煌市古董滩以北就采集到属石器时代的石刀、石斧各一件，1975年在杨家桥乡鸣山村发现石器，1979年在玉门关马圈湾烽燧遗址出土新石器朝代陶罐和陶钵各一件。经考古鉴定，和玉门火烧沟文化同属一类。足以证明，最早在新石器时代（上古为羌戎所居之地），这里已具有一定的农业生产水平，并且发展了手工制陶业和畜牧业。今酒泉市境内的马营河、丰乐河、讨赖河流域，早在4300年-2500年前后，就有人类集聚。目前，在今酒泉市20多个乡、镇中，有17个乡、镇范围内都有先民的业绩遗存。在下河清白疙瘩，安西的甜水井，敦煌的玉门关等处，多次发现汉代屯田遗址，其沟渠、田埂遗迹，至今清晰可见。《史记.大宛传》记，公元前101年贰师将军李广利，西征大宛，兵至敦煌，往来二岁，“岁余而出敦煌者六万人………”，试想如果当时敦煌农业不发达，这些军需粮秣的筹集供应是无法实现的。可以肯定，西汉的酒泉、敦煌一带，不仅是集结军队和出兵的前哨阵地，而且是中国西部区域开发的基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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